工程師作家的轉行人生

17歲就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馬拉拉，是巴基斯坦的一位以爭取女性受教育權而聞名的活動家。在她的國家，女性接受教育會遭受極權塔利班政府嚴重的懲罰甚至殺戮。 但馬拉拉卻說了一句有名的話：「就算要我坐在地上聽課我也不在乎。我就是想要接受教育，而且我不害怕任何人。」 美國五零年代有一位黑人女人叫 Rosa Parks。她不若馬丁路德金有名，但她做了一件勇敢的舉動：在她搭公車回家的時候，公車司機叫她讓座給一位白人，她拒絕了，因此遭受警察逮捕。那時候的美國實行的是黑人與白人的種族隔離政策：黑人不得進入白人專屬的餐廳、不得使用白人專屬廁所、也不能在公車上坐白人專屬的座位。那天 Rosa 確實坐在公車上的「黑人座位」，但司機還是命令她讓座給白人。公車上已有好幾位黑人被迫讓位，而往常的時候 Rosa 也是默不吭聲地讓出位置。但那天的她終於受夠了：她堅決守住自己的座位。因為她勇敢的抗爭，推動了一連串的黑人平權運動。 當整個社會都跟你說「不行」的時候，我們時常是低下頭來接受事實。反正身邊所有的女性都沒有上學，那就認了吧！反正公車上的黑人都得讓座，那就認了吧！我們甚至開始懷疑自己的價值、自己的能力，為自己的性別與膚色感到抱歉、感到羞恥。像馬拉拉與 Rosa Parks 這樣勇敢的人，在這世界上是異類中的異類。 人生很多時候，我們想要爭取一樣東西，但是我們不敢。我們不敢的原因是因為我們的學歷不夠漂亮 -- 我憑什麼跟那些高學歷的人競爭？我們不敢的原因是因為我們是外國人、當地的語言講得不夠流利 -- 我憑什麼以為自己能夠做得跟這塊土地上土生土長的人一樣好？我們不敢的原因是因為家中有小小孩，我們無法晚上和週末加班 --我憑什麼去跟那些一週工作七、八十小時的人搶這個職位？我們不敢的原因是因為我們的性別或膚色 -- 即便理性上我們清楚這不該是得到不平等待遇的原因，但有些社會環境就是製造出這樣不合理的遊戲規則。 於是受到委屈時，我們跟自己說「算了吧！」我自己棄權好了！是我自己不夠好、沒資格！ 我們不敢要、不敢想。別癡人說夢了！我們就像曾經因為覬覦一塊肉排卻屢遭電擊的狗一般；之後，肉排放在面前我們都不敢靠過去了。 不敢要、不敢想，已經成為一種反射。 以前申請高中的時候，我媽媽叫我前三志願都投遞資料。 「但我的分數只夠第三志願呀！我根本不符合申請資

我就讀中山女高時就選了理組，然後大學、碩士唸的都是台大土木系。但我是到了最近，我的小孩都兩歲了，我才真正理解何謂「工程師」。 畢業後我沒有申請工程師的工作，我選擇去當一個輔助工程師的角色，寫工程技術文件。我是到了去年轉行成為軟體工程師以後，才體會到原來我還蠻會解決問題的嘛！至少，過去幾個月我修了無數個程式中的 bug。 所謂的工程師，就是遇到問題，用有限的資源想辦法解決。你不一定會立刻找到最好、最省錢、最有品質的方法，你也可能掙扎好久好久都找不出方法，但身為工程師，你就不能夠害怕遇到問題。問題出現了，你用各種角度從上面看、下面看、左邊看、右邊看、敲敲打打，直到你找出一個解法，因為你相信任何問題都有解決方法，或者至少暫時補救的法子；這，就是工程師。 現在，當我在工作外遇到問題時，好比說，後院圍牆倒了；好比說，肺炎疫情改變了人生許多計畫；好比說，新買的電視釘不到牆上；我似乎也能更冷靜地面對這些突發狀況。之所以冷靜，是因為自信：任何問題，都有解決方法，或者至少暫時補救的法子。而我，能夠找出這個方法。 這份自信，對於女性，或至少對我而言，是很不容易取得的、是我活到這麼一把歲數才找到的。當我寫出這句話時，我腦中閃過的是一些過往的畫面：小的時候，我爸爸長期在國外工作，而每當家中電器壞掉，我媽媽心情肯定焦躁無比，身為小孩的我們必然掃到颱風尾。久而久之，我真的非常不敢亂「玩」家裏的電器，包括電腦，因為我覺得只要我一碰就有可能壞掉，我就會被怪罪。我媽媽煩躁的原因是因為她不知道怎麼處理壞掉的東西，然後又想到為何這種時候家中沒有一個男人能來幫她解決呢？想到必須去五金行或者拜託男親友，她就頭痛。 我媽媽是一位非常能幹的文組教授、從小到大數學都很好，但不管是她或是我，都沒有想過我們可以自己動手嘗試修理壞掉的東西。 我腦中還閃過另一個畫面：大學修化學實驗課的時候，大家都搞不清楚到底要幹嘛。大家都沒有認真預習實驗流程，因此大夥站在那裏大眼瞪小眼。但幾位男生很快地便認份地看課本，按照課本操作實驗，一下子也就進入狀況了。因為他們做得很快，便有餘暇去幫助女同學做實驗。久而久之，很多女生都知道只要站在那裏等一下，就會有男生來幫忙，我們便也懶得自己摸索實驗步驟了。 其實，曾經我覺得這樣的日子好輕鬆。有男人幫忙我做事的話，我幹嘛自己動手？有人載的話何必學會自己開車？有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