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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前顯示的是 6月, 2020的文章

沒勝算又如何?就是要參賽攪局!

17歲就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馬拉拉,是巴基斯坦的一位以爭取女性受教育權而聞名的活動家。在她的國家,女性接受教育會遭受極權塔利班政府嚴重的懲罰甚至殺戮。 但馬拉拉卻說了一句有名的話:「就算要我坐在地上聽課我也不在乎。我就是想要接受教育,而且我不害怕任何人。」 美國五零年代有一位黑人女人叫 Rosa Parks。她不若馬丁路德金有名,但她做了一件勇敢的舉動:在她搭公車回家的時候,公車司機叫她讓座給一位白人,她拒絕了,因此遭受警察逮捕。那時候的美國實行的是黑人與白人的種族隔離政策:黑人不得進入白人專屬的餐廳、不得使用白人專屬廁所、也不能在公車上坐白人專屬的座位。那天 Rosa 確實坐在公車上的「黑人座位」,但司機還是命令她讓座給白人。公車上已有好幾位黑人被迫讓位,而往常的時候 Rosa 也是默不吭聲地讓出位置。但那天的她終於受夠了:她堅決守住自己的座位。因為她勇敢的抗爭,推動了一連串的黑人平權運動。 當整個社會都跟你說「不行」的時候,我們時常是低下頭來接受事實。反正身邊所有的女性都沒有上學,那就認了吧!反正公車上的黑人都得讓座,那就認了吧!我們甚至開始懷疑自己的價值、自己的能力,為自己的性別與膚色感到抱歉、感到羞恥。像馬拉拉與 Rosa Parks 這樣勇敢的人,在這世界上是異類中的異類。 人生很多時候,我們想要爭取一樣東西,但是我們不敢。我們不敢的原因是因為我們的學歷不夠漂亮 -- 我憑什麼跟那些高學歷的人競爭?我們不敢的原因是因為我們是外國人、當地的語言講得不夠流利 -- 我憑什麼以為自己能夠做得跟這塊土地上土生土長的人一樣好?我們不敢的原因是因為家中有小小孩,我們無法晚上和週末加班 --我憑什麼去跟那些一週工作七、八十小時的人搶這個職位?我們不敢的原因是因為我們的性別或膚色 -- 即便理性上我們清楚這不該是得到不平等待遇的原因,但有些社會環境就是製造出這樣不合理的遊戲規則。 於是受到委屈時,我們跟自己說「算了吧!」我自己棄權好了!是我自己不夠好、沒資格! 我們不敢要、不敢想。別癡人說夢了!我們就像曾經因為覬覦一塊肉排卻屢遭電擊的狗一般;之後,肉排放在面前我們都不敢靠過去了。 不敢要、不敢想,已經成為一種反射。 以前申請高中的時候,我媽媽叫我前三志願都投遞資料。 「但我的分數只夠第三志願呀!我根本不符合申請資

為何這世界上女工程師那麼少?

我就讀中山女高時就選了理組,然後大學、碩士唸的都是台大土木系。但我是到了最近,我的小孩都兩歲了,我才真正理解何謂「工程師」。 畢業後我沒有申請工程師的工作,我選擇去當一個輔助工程師的角色,寫工程技術文件。我是到了去年轉行成為軟體工程師以後,才體會到原來我還蠻會解決問題的嘛!至少,過去幾個月我修了無數個程式中的 bug。 所謂的工程師,就是遇到問題,用有限的資源想辦法解決。你不一定會立刻找到最好、最省錢、最有品質的方法,你也可能掙扎好久好久都找不出方法,但身為工程師,你就不能夠害怕遇到問題。問題出現了,你用各種角度從上面看、下面看、左邊看、右邊看、敲敲打打,直到你找出一個解法,因為你相信任何問題都有解決方法,或者至少暫時補救的法子;這,就是工程師。 現在,當我在工作外遇到問題時,好比說,後院圍牆倒了;好比說,肺炎疫情改變了人生許多計畫;好比說,新買的電視釘不到牆上;我似乎也能更冷靜地面對這些突發狀況。之所以冷靜,是因為自信:任何問題,都有解決方法,或者至少暫時補救的法子。而我,能夠找出這個方法。 這份自信,對於女性,或至少對我而言,是很不容易取得的、是我活到這麼一把歲數才找到的。當我寫出這句話時,我腦中閃過的是一些過往的畫面:小的時候,我爸爸長期在國外工作,而每當家中電器壞掉,我媽媽心情肯定焦躁無比,身為小孩的我們必然掃到颱風尾。久而久之,我真的非常不敢亂「玩」家裏的電器,包括電腦,因為我覺得只要我一碰就有可能壞掉,我就會被怪罪。我媽媽煩躁的原因是因為她不知道怎麼處理壞掉的東西,然後又想到為何這種時候家中沒有一個男人能來幫她解決呢?想到必須去五金行或者拜託男親友,她就頭痛。 我媽媽是一位非常能幹的文組教授、從小到大數學都很好,但不管是她或是我,都沒有想過我們可以自己動手嘗試修理壞掉的東西。 我腦中還閃過另一個畫面:大學修化學實驗課的時候,大家都搞不清楚到底要幹嘛。大家都沒有認真預習實驗流程,因此大夥站在那裏大眼瞪小眼。但幾位男生很快地便認份地看課本,按照課本操作實驗,一下子也就進入狀況了。因為他們做得很快,便有餘暇去幫助女同學做實驗。久而久之,很多女生都知道只要站在那裏等一下,就會有男生來幫忙,我們便也懶得自己摸索實驗步驟了。 其實,曾經我覺得這樣的日子好輕鬆。有男人幫忙我做事的話,我幹嘛自己動手?有人載的話何必學會自己開車?有人